区域经济范文第1篇

（1）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也在区域中发展起来了。第二阶层的人口开始出现，他们进行着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为当地农民服务。由于乡村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全部是由农业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业分布与基本阶层农业人口分布直接相关。

（2）在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往往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在这一阶段中，当地居民几乎完全与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联系在一起，基本上没有贸易上的投资，人口是按照维持自给自足经济所必须的资源基础而分布的。

（3）随着区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区域也开始趋向于从原来粗放的畜牧业转向发展系列农作物产品，如种植水果、生产日用农产品和发展蔬菜农场等。

（4）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生产和采掘工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区域被迫开始实现工业化。区域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立足于建立在农林产品的基础之上，主要发展食品加工、木材产品加工和纤维纺织业等。工业化的后一个阶段则出现了诸如冶炼业、金属材料加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

（5）在区域经济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区域实现了为出口服务的第三次产业专业化生产。这时，区域开始输出资本、熟练技术人员和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专业化服务。

据此，在部门理论看来，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必须经历两个相辅相承的成长过程。一方面区域经济必须经历由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商品经济转换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运输成本下降起着关键性作用，因为只有运输费用降低才使区际贸易成为可能。此外，要想区际间资源转移获得最大比较利益，还必须建立区际贸易基础。另一方面，与此相适应，区域经济必然要相应地完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过渡。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则是区域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甚至在胡佛等看来，由农业、采掘业等初级产业向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次级产业过渡被认为是维持区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部门理论由于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符合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但该理论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指出的，并非什么地区经济发展都必须经历这样的“标准阶段次序”。

二、输出基础理论

输出基础（ExportBase）概念最先由城市规划者们所采用，他们用它来预测地方化城市经济的短期变化趋势。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曾建立了一种能定量地对城市经济进行预测的理论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经济被划分为两个部门，即一个输出基础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外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和一个自给性部门（包括所有的城市内部需求导向的产业活动）。在这种模型中，通常假定自给性部门不具备自发增长的能力。但是，随着外部需求的扩大，输出基础部门的扩张、并为地方经济带来额外收入时，这些部门也会随之相应扩张。

输出基础思想后来被著名经济史学家、1993届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North）用来预测区域经济的长期变化趋势，从而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输出基础理论。诺思在其1995年所发表的《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一文中，根据把太平洋西北岸作为其实证研究的基地而得出结论：区外对木材、毛皮、面粉、小麦等产品需求的扩大，不仅会影响到那里的绝对收入水平，而且也会影响到诸如辅助性产业的特征、人口的分布、城市化模式以及收入与就业波动范围等。他进一步指出，对区域输出需求的增加能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这不仅会导致输出产业投资的增长，也会导致对其它经济活动的投资增长。因此，按照诺思的观点，一个区域要求得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在该区域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而特定区域能否成功地建立起输出基础产业，又将根据它在生产和销售成本等方面对其它区域所拥有的比较利益而定。

与诺思的输出基础理论相对应，蒂博特在其于1956年所发表的《输出与区域经济增长》论文中也提出了相类似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thestapleexporttheory）。该理论认为，特定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开始于该区域发现了一种诸如矿产品等特殊的自然资源，或者因为其自然条件特别适合于生产某种出口作物，在世界市场商品价格为既定的条件下，资本甚至劳动力将输入该区域，于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产将发展起来，而地方工业和地区市场是随着出口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按照该理论，特定区域要取得发展，必须以建立外向型的“大宗商品”出口产品基地的方式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可以被看作为输出基础理论的一种变种，也可以将其归之为广义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之列。

三、资源禀赋决定论

无论是部门

理论还是输出基础理论，均是从部门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过程的，而较早从空间或区位的角度来对区域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可追溯到珀洛夫（H.S.Perloff）与温戈（L.Wingo）所提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

珀洛夫与温戈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1961年）等论文中，将诺思等人的区域输出基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推广，并把制造业的建立看成是区域经济出现增长的首要条件。在他们看来：企业家总是选择使其生产利润最大化的区位进行投资。为此，他们需要对不同区位的生产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并相应地作出区位投资决策。就特定产业来说，由于不同区位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取得其基本生产投入要素和接近产品市场的机会也将有所不同，相应地其成本与收益变量也就有所不同，从而企业家必然作出有利于某一特定区位而不利于其它区位的区位投资决策。并且一旦投资向某一区位倾注就会产生相应的区域乘数效应，从而加速经济活动在特定区位上的集聚过程。

珀洛夫和温戈通过对美国经济从早期农业社会阶段向先进的工业和服务业社会阶段过渡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经济上的日趋成熟，不同的自然资源都在区域发展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并且随着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之不同，这些区域也将出现或大或小的繁荣。一般来说，区域增长主要取决于区域生产国民经济所需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按竞争利益向区外输出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并且这种输出能力增长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将通过乘数效应方式而得到强化。乘数效应大小将依赖于某些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特征的“内在”特征而定。在这些内在特征中，尤为重要的有：输出产业的性质、地方产业关联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与数量以及工资水平、地方收入分配状况等。但是，随着区域经济的扩张并出现自我强化和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时，新的内在因素，如与社会分摊资本及与产业集聚相关的外部经济、内部规模经济等将成为决定乘数效应和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将导致工业“核心地带”的形成。而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为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现造就了基本条件，正是由于工业核心地带的出现而使得新的区得到连续的发展。即随着所需投入量的扩张以及地区新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发现，经济增长将逐步“渗透”到地区。

珀洛夫等认为，美国东北部“核心地带”的形成，最早即在于该地区拥有钢铁工业发展的“自然资源禀赋”，这一自然资源禀赋使得该地区在本世纪初发展成为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并进一步在后来发展成为美国主要的制造业中心。而美国自1920年以来所出现的不同州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整个趋势中，核心地带对地区的“渗透过程”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世纪以来，随着工业资本投资在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铺开，或者是从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等落后“内陆腹地”向美国东北部高收入地区的移民，州际间的区域差异已逐步缩小。

珀洛夫等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将区域发展与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区域乘数效应等因素联系了起来，其理论思想与蒂博特的“大宗商品输出理论”和诺思的“区域输出基础理论”具有某种类似特征。所不同的是，该理论已经将“核心地带”与“地区”等空间变量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之中，并且所分析的对象已由孤立的区域经济分析转向综合的区域发展分析，因而更接近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

四、经济进步延滞假说

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已经将“核心”与“”等空间因素引入到对区域发展的分析之中，而美国著名农业发展经济学家、1979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W.Schultz）对“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即农村地区与工业城市中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区域经济进步的“延滞假说”（theretardationpothesis）。舒尔茨最早在其于1950年所发表的《农业部门贫困的反思》一文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正当美国经济处于空前高速增长时，一些“农业社区”的生活标准还总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最初在该文中所给出的答案是，这种相对贫困并不是由土地的自然特征来决定的，而是由农业社区与“经济进步中心”的亲疏性（Proximity）所决定的。他在1951年所发表的《土地经济学构架：长期观点》一文中，又将这种思想具体化为所谓的“延滞假说”，该假说的基本内容包括：（1）经济发展出现于特定的区位基（locationalmatrix）上，经济中一般存在着一个或数个区位基。（2）区位基一般以典型的工业化城市经济结构为其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往往出现在这些区位基的中心；基的中心一般都不会属于农垦区而往往为工业化城市中心，但由于这种城市中心的崛起而使得一些农垦区比另一些农垦区处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区位上。（3）位于或靠近特定经济发展区位基中心的区域经济组织将运行良好，受惠于中心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也将运行良好，只有远离区位基的农业区的经济组织运行状况比较差。

舒尔茨所提出的“延滞假说”后来由尼科尔斯（W.H.Nicholls）和唐（Tang）在南加利福尼亚、佐治亚和田纳西等州进行了检验。其研究结果证实了“延滞假说”所作出的结论。他们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发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达的县，其劳务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效率也高，越靠近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越高，农村收入也更高，这些都是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对农业要素市场所造成的影响的结果。

五、区域创新扩散理论

无论是珀洛夫与温戈的资源禀赋决定论还是舒尔茨的经济进步延滞假说，均已经强调了“核心区”或“经济进步中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贝里（B.J.L.Berry）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实证考察了城市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扩散理论。

在贝里看来，城市中心在发展中的作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创新的渗透作用，使经济增长通过城市等级而逐渐向下传播；二是增长利益的扩展作用，包括从核心区往腹地区及从大都市中心向城市间区的扩展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增长起源于企业和家庭对创新的采用。区域不平等则是由于创新的收益效应为时间的递减函数，并受扩散的门槛范围所制约。因此，城市中心本身即能起着一种“发展作用”，因为它们能强烈地影响着不同地方创新采用时间的先后顺序，而经济变化的影响将按城市等级顺序由高级城市中心逐渐传播到低级城市中心。

贝里

认为，创新在大范围内的等级扩散及其横向扩展将带来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或者说增长起源于创新通过城市等级顺序的向下渗透以及创新向城市周围腹地的横向扩展。

从贝里的这一理论结论中可以推导出各种政策主张。一般说来，要促进区域成长就应该去加速创新的扩散，从而使创新逐渐渗透到贫困地区及小城镇之中。而且如果城市中心“创新潜力”大小真与其本身规模及接触创新采纳中心之机会相关，那么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应该是去促进地区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并改进它们同最大或最早的创新中心接触可能性。

六、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那么，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将如何，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研究应该首先应归功于杰弗里·威廉逊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区域发展“倒U字型假说”。他根据其在50年代对24个国家有关区域差异的国际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收入差异将会不断扩大，但是在达到发展过程的某一点后区域差异开始缩小。

由于威廉逊把区域人均收入作为指示器，将权变系数作为度量区域收入差异之工具，通过对24个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区域不平等格局的经验考察得出了惊人的结果。即当这些国家按其发展水平进行“排列”时，我们可以发现，区域不平等格局呈现为倒“U”字型状，其中，如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与波多黎各等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到达了倒“U”字型的顶端。威廉逊又将横断面分析法扩充到对单个国家区域收入差异变化趋势的分析上来，并从24个国家中的16个国家中取得其所需的一年以下的短期数据。其结果是，这种趋势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所假想的格局：人们预料富国各区域之间会逐步趋同。事实上，它们也正在走向这个阶段，而不是趋向于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而穷国正相反，它们以区域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为特征。

威廉逊的发现是引起区域发展理论家发生争执的重要源泉。然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即“在发展的初期，区域间以收入差距扩大和‘南北’二元性增强为特征；在国家成长和发展较为成熟的阶段，则以区域间趋同和‘南北’问题消失为特征”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被区域发展理论家所接受，并把它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的或应该通过政策干预使之出现的模式。

七、经济增长空间影响论

以上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部门理论、输出基础理论、资源禀赋决定论、经济进步延迟假说等区域发展经验理论，首先对此一系列理论进行总结的是美国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Friedmann），他在其1966年所出版的《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通过汇集这样一组研究成果而把它们综合成“经济增长空间影响”的八条命题，这些命题可以依次简单地表达为：（1）区域经济是向外界开放并受制于外部影响的；（2）区域增长是由外生力量所诱导的；（3）输出部门向自给部门的增长传播取决于该区域的社会政治结构、地方收入分配结构及其区域收入开支状况；（4）地方领导是成功地适应外部环境变迁的关键，而领导素质取决于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5）区域经济增长可以部分地看成是企业布局问题；（6）经济增长趋向于在城市区发祥地产生，并通过该发祥地来组织相关的区域经济；（7）劳动力流动将对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施加一种均衡力量，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形；（8）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着空间经济向逐渐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些命题大部分均可以分别在诺思、珀洛夫、舒尔茨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理论依据。据认为，这八条命题由于综合了各家之言，因此它为区域规划者提供一种区域发展过程的标准考察方法。

区域经济范文第2篇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区域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区域经济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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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地理非均衡人口流动城市化

研究区域经济布局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经济地理的整体特征，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明确中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该阶段所具有的产业发展特点。第三是找出经济发展与各个地区经济地理优势之间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防止短期利益行为导致国家整体发展上的长期失衡。而要做到这一点，只靠地方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规划、协调和组织实施的责任。

一、中国经济地理的总体特征

中国的面积与美国或欧洲差不多大，但可耕地面积只有人家的一半。其原因是中国拥有世界上的“第三极”——青藏高原。它决定了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一江春水向东流”；它将东亚季风的作用限制于中国东部地区，导致了夏季雨热集中，年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其北侧（河西走廊）则形成了常年的西风带，使得西北地区的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并造就了其东侧的黄土高原。工业化以来，尽管人类拥有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却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淡水资源的多少，依然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发展规模的决定因素。

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中心逐渐向南迁移。其根本原因，是北方的降水量限制了该地区的农作物产量，从而限制了北部中国的人口规模。青藏高原和西部地区严酷的自然环境，则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口，长期限制在极低的数量级上。明清以后，由于美洲高产作物（玉米、薯类）的引入，中国东部的人口迅速增加，很快超过了国土的承载力。辽宁曾经是一个森林密集，水草丰富的地区。清朝开禁以后，大量中原移民流入东北，至今不过一百多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现代产业的发展，目前辽宁已经是河川断流，风沙遍地，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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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所以一开始要扯这么远，是因为历史上我们许多搞规划的同志无视以上这些基本常识。以至于一搞三线建设，就敢在缺煤少矿、氧气稀薄的西宁搞什么“五七”钢厂；一说开发西部，就踌躇满志地要把新疆变成中国的加里福尼亚；一提南水北调，就想引雅鲁藏布江之水把河西走廊变成鱼米之乡。在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即使违反经济地理常识，很多建设规划短期内都能够“大见成效”，但长远代价却留给了子孙后代。由于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已经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供挥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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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

经过传统计划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两个阶段的持续努力，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越过了罗斯托所说的工业化“起飞”阶段，进入了所谓“向成熟推进”的发展阶段。如果国际上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不发生逆转，国内改革开放的政策得以继续保持，这一发展阶段将至少持续到本世纪的中叶。在这5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农业产值将下降到GDP的10%左右，农村人口将下降到全部人口的1/3左右。由于出口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制造业的产值不会明显低于服务业的产值，并且继续扮演着着经济增长领头羊的角色。新增就业的产业分布则与此有所不同，越来越多的新增就业机会将不出现在制造业，而是出现在城市里各种新兴的第三产业（广义的服务业）。

从另外的角度考察上述发展阶段，可以称之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的经济增长阶段。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就是一个资本、技术不断替代劳动力的过程；但是“后发展”国家在“起飞”阶段，都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开始起步，依靠的是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问题在于：要使全体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劳动力的成本就必然会逐渐提高。“向成熟推进”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能再依赖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而要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随着劳动者素质和知识水平的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伴随着现代产业的蓬勃发展，“向成熟推进”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城市化的加速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在今后的50年内，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将有一半左右（5亿）的农村人口陆续变为城市居民；中国东部地区将出现几百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以及若干个容纳上亿人口的密集都市带（圈）。每一个都市带（圈）都有自己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金融中心，但它们的市场边界都是开放的。不仅带动着周边地区的发展，而且与世界各国保持着广泛的贸易往来。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要消耗大量的钢材、木材、玻璃和水泥，中国能源、原材料的消耗量将达到创记录的水平，成为世界市场上的最大买主。中国的需求将决定世界能源、原材料市场的价格。

三、决定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基本因素

首先是前面所说的经济地理因素。幅员的辽阔和人口的密集，使得中国东部很多地区，都有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和产业群体。沿青藏高原东侧的横断山脉，经秦岭、太行山、燕山、辽西山地到大兴安岭可以划一道线。此线以东，除云贵高原外，大都是适合工农业发展的平原地区，产业选择的余地很大。山地和丘陵构成了天然的市场边界，河川则成为区域市场之间的自然纽带。此线以西，除大河流域附近的少数地区，只适合畜牧业的发展。尽管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城市位置和人口规模的选择余地却很小。环境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上的差别，不仅决定了不同地区城市人口密度和区域市场规模上的差异，而且强化了各个地区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中国历史上多次的人口向南迁移，使江南地区集聚了深厚的华夏文明遗存。其中包括细作农业技术、精湛的手工艺技能和勤俭、执着的经商传统。近代以来，西方入侵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影响（例如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以及前述人口增长引发的闽粤百姓“下南洋”等；对于今天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广东、福建两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传统计划体制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为中国东北和中部地区奠定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基础。时期的三线建设，则为中西部省份今天的工业发展，创造了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条件。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今天我国区域经济的基本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分级包干”，放松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制，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特别是加入了WTO以后，东部地区的经济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国际大循环”，进一步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另一方面，“包产到户”大大提高了农业的效率，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大量中西部的农村青年，源源不断地流入东部地区的沿海城市“打工”，使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低成本优势得以长期保持，延缓了出口加工业向内陆地区的“梯度转移”。因此，中国已经从产业非均衡（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区域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四、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的趋势和特点

上述区域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能够很快地发生变化，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与中国面积差不多大小的欧洲，从工业革命算起已经200多年，也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地区（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我国的情况则更为特殊。西北部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不适合人类密集居住，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东南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现展机遇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些因素都不会因为中央财政的地区性转移支付政策，以及中央政府承担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责任，而发生任何实质上的改变。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外向型发展战略不变的前提下，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格局，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在东部沿海地区，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跨行政区的、具有很多“增长极”的城市带（圈）。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其“龙头”是香港，四周有深圳、广州、佛山、南海、东莞等“增长极”。又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其“龙头”是上海，周围有宁波、杭州、苏州、无锡、常州等“增长极”。这些地区的主要特征是：在“国际大循环”的带动下，出现了一批以市场为纽带、上下游一体化、技术联系紧密的城市产业群体，吸收了大量的国内外资金，以及各种水平的外来劳动力。它们的产品销售网络和原材料、劳动力供应链，一直延伸到中西部地区和海外。这些地区现代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迅速提高了本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么幸运。由于经济地理、历史和现实因素的限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增长极”性质的城市，例如福建的厦门、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例如海尔、长虹等。但它们的带动作用一般仅限于省内。一些原材料大省，例如黑龙江和山西，或者由于中央政策方面的原因，或者因为地区内部管理混乱，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计划体制及三线建设时期的明星城市，例如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西安、成都、武汉、重庆等，由于中央直属企业多，历史遗留问题重，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虽然与过去相比，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沿海城市的差距，在短期内还难以缩小。

五、区域经济布局问题上的几种不同思路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不要讨论区域经济的布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区域经济的布局问题可以在市场发育中自然解决。反对的意见则指出：市场机制是在一定的政治、法律框架下发挥作用的。如果政治、法律框架本身存在问题，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珠江三角洲已经建成了五大国际机场；而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只需要一到两个国际机场。同样的故事目前在长江三角洲继续重演。因此，讨论区域经济布局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扫除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障碍，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规划，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和浪费。

在具体的区域经济规划问题上，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一些同志认为，只有依靠各级地方政府，区域经济规划才能落到实处。因此，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各级地方政府做经济发展规划上。反对的意见则认为，区域经济的范围是由经济地理、历史和市场等因素决定的，行政区划则主要由政治、法律因素决定；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二者的边界并不一致。例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都包括三个以上的行政区域。区域经济规划的重点，不是代替地方政府做规划，而是将地方政府的规划纳入中央宏观调控的视野之中；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避免各自规划中以邻为壑的做法，建立起跨行政区的利益协调机制，以便在长期发展中做到“荣誉共享，利益均沾”。

在讨论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时，重要的分歧出现在区域经济的范围问题上。例如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它们与周边地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界限。一种意见认为区域经济的范围划得宽一点为好，可以更好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免得将周边地区的一些城市“边缘化”。反对的意见则认为开始时还是划得窄一些为好，可以重点解决那些已经形成了紧密经济联系的城市之间的矛盾，形成明确的地区发展战略，有利于该地区“增长极”的成长。在全球化条件下，市场本身没有边界。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是历史上客观形成的。不存在谁被“边缘化”的问题。周边地区城市只要扬长避短、主动服务、甘当配角，就可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

六、以环境生态为基础的区域人口流动战略

本届政府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新发展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标准是什么？政府如何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在政治领导人心中，地区发展差距不仅体现在标志性的市容风貌上，而且也体现为经济总量上的差别。东部一个县级市的GDP总量，就相当于西部一个省（自治区）。从总量角度考虑缩小地区差距问题，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大大超过东部地区。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对各地区的居民来说，地区发展不平衡则主要体现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上。这主要取决于人均GDP上的差距。从人均角度考虑问题，则缩小地区差距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逐步增大西部地区的GDP总量，二是适当减少西部地区的人口，拼速度就不是必要条件了。问题是究竟该用哪个标准呢？其实这和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类似，只能以人均GDP作为标准。

可能有人会说，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本来就大大低于东部地区，怎么可以继续减少西部地区的人口呢？这就牵涉到一个人居环境的生态科学问题。根据1997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会议的结论，干旱区（降水量与蒸发量之比0.05～0.25）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应超过7人，半干旱区（降水量与蒸发量之比为0.25～0.45）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应超过20人。按此标准，我国西部很多地区的人口都已大大超过了该地区的环境承载量。很多同志只考虑西部有大量闲置的土地，以为只要引来水或利用地下水就可以再造亿万顷良田。但建国以来的多次西部移民实验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是西部一些重要的科研、矿业基地，也因为忽视了生态问题而难以为继。

当然，像三峡工程那样的移民国家是搞不起的，也不符合一般的人口迁徙规律。一般条件下的移民规律不是举家迁徙，而是家中的年轻人从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流动，从农村区域向城市区域流动。东部地区的人均耕地确实很少，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更多的工作机会将出现在东部的城市里。为了鼓励上述人口流动，国家应当承担起西部地区农村的普及义务教育责任，扫除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定居的障碍，为少数民族青年保持传统的文化、习惯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了西部资源的开发，也需要高素质人口的逆向流动，但要控制其规模小于西部流出的人口。因此，西部资源开发要采取劳动节约型技术，防止因技术落后导致的低素质劳动力向西部地区逆向流动。

七、正确选择现代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农业过熟，城市化不足，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老问题。那时的政策毛病出在历朝、历代皇帝的“重本抑末”上。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人再反对发展工商业了，但是在如何选择城市化道路问题上，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些人希望中国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大都市病”，设计出一条“离土不离乡”、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在中国层层承包的非集中化改革过程中，这种思路在乡镇基层干部中有广泛的市场。但是，这种思路不符合西方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也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所否定。“包产到户”后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毫不犹豫地流入东部大城市去找工作，完全不理会乡村学者们“离土不离乡”的“理性”呼唤。

中国是一个人均耕地不足的国家，城市化又不可能不占用耕地，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少占用。根据中小城市战略家们设计的标准，一个乡镇的城区规划面积为2至9平方公里。中国有5万左右个乡镇，如果其中的一半变成中小城镇，则至少要占用一个江苏省那么大面积的耕地。主张采取“都市化”发展战略的学者指出：只有大城市产生的聚集效应，才有可能减少耕地的占用。因地制宜、规划得当的都市化方案，至少比中小城镇方案节约一半左右的耕地。此外，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与乡村学者的设想也不一样。工业废料和生活垃圾并不因城市规模小而少产生。大城市虽然污染集中，但由于污染治理设施同样存在规模经济问题，治理起来反而具有明显的优势。

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生产的集约化。这一点决定了城市化的方向。中小城镇方案满足不了生产集约化的要求。只有大城市才能产生现代产业发展所必须的集聚效应，带动整个产业链以至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市化并不是要消灭中小城镇，而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帮助各个地区的“增长极”成长为大城市，并用快速交通线将大、中、小城市连接起来，形成联系紧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和城市带。要防止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大城市病，根本出路是在城市带的规划中，明确城市间的分工，同时对大城市实行功能分区。如果能在珠三角、长三角、成渝等地区形成若干个城市带或城市圈，聚集全国1/3左右的人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好办了。

八、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政策问题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曾经是中国最肥沃的农业主产区。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这里的耕地面积迅速减少，粮食也要依靠其他地区进口。尽管中央政府多次颁布保护基本农田的严厉措施，实际上也收效甚微。在一亩地种粮的年收益不过几百元，转为商业用地价值高达数十万元的情况下，政府行政命令的作用十分有限。况且，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完全禁止占用耕地是不可能的。因此，正确的做法是由中央政府出面，召集有关的省、市领导，成立经济区规划协调办公室，在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整个三角洲进行全面的城市规划，协调省、市间的利益冲突，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这样才有可能减少城市基础设施上的重复建设，尽可能少占用宝贵的耕地。

在城市化占用耕地过程中，一定要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使他们得以顺利地融入城市生活。在我国目前法律框架下，农村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国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征用，但过去规定的补偿标准太低了。但什么是合理的补偿标准，应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提供基本相同的居住条件，二是提供职业转换过程中所需的各种费用。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对农民利益的侵犯。有一种观点要求区分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商业用地，公用占地适用上述办法，商业用地让开发商与农民直接谈判，以便使农民得到更充分的补偿。但实际上，不仅土地性质的划分存在技术上的困难，而且由于二者信息上的不对称，以及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农民的利益更得不到保证。

土地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资源。在土地定价问题上，要防止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为了吸引外资，很多地区采取“零地价”的方式相互竞争。二是由于投机因素的存在，一些沿海城市的地价炒得过高。对于实行零地价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必须检查它们是否在征地时给了农民合理的补偿，禁止用侵犯农民利益的办法来招商引资。对投机因素过高的城市，要重视“影子价格”的作用。例如沿海很多城市的土地价格炒到了每亩几十万元，而当地填海造地的价格却不到10万元。完全可以多搞一些填海造地，尽可能少占用宝贵的农田。此外，在经济区的统一规划中，也会发生行政区域之间的利益矛盾，例如火电厂、污水处理厂的选址等，也需要根据经济原则，给予受损害方必要的经济补偿。

九、中央政府在区域经济布局合理化上的责任

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特征明显的大国，又是一个区域之间相互依赖的整体。因此，无论从跨行政区的利益协调角度，还是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角度，中央政府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能简单地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的事情。黄河流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也是一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流。上游修了阶梯状的水库以后，下游地区虽然避免了水灾，却又因黄河断流而饱受干旱之苦。因此，如何在防范水灾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黄河水就需要中央政府来统一规划和协调。特别是要防止在黄河上游的生态脆弱地区，利用水库来扩充农业和人口规模。否则不仅影响下游省份的经济发展，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会因环境恶化而减速。

区域经济范文第5篇

经过传统计划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两个阶段的持续努力,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越过了罗斯托所说的工业化“起飞”阶段,进入了所谓“向成熟推进”的发展阶段。如果国际上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不发生逆转,国内改革开放的政策得以继续保持,这一发展阶段将至少持续到本世纪的中叶。在这5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农业产值将下降到GDP的10%左右,农村人口将下降到全部人口的1/3左右。由于出口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制造业的产值不会明显低于服务业的产值,并且继续扮演着着经济增长领头羊的角色。新增就业的产业分布则与此有所不同,越来越多的新增就业机会将不出现在制造业,而是出现在城市里各种新兴的第三产业(广义的服务业)。

从另外的角度考察上述发展阶段,可以称之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的经济增长阶段。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就是一个资本、技术不断替代劳动力的过程;但是“后发展”国家在“起飞”阶段,都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开始起步,依靠的是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问题在于:要使全体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劳动力的成本就必然会逐渐提高。“向成熟推进”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能再依赖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而要靠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随着劳动者素质和知识水平的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伴随着现代产业的蓬勃发展,“向成熟推进”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城市化的加速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在今后的50年内,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将有一半左右(5亿)的农村人口陆续变为城市居民;中国东部地区将出现几百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以及若干个容纳上亿人口的密集都市带(圈)。每一个都市带(圈)都有自己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金融中心,但它们的市场边界都是开放的。不仅带动着周边地区的发展,而且与世界各国保持着广泛的贸易往来。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要消耗大量的钢材、木材、玻璃和水泥,中国能源、原材料的消耗量将达到创记录的水平,成为世界市场上的最大买主。中国的需求将决定世界能源、原材料市场的价格。

二、中国经济地理的总体特征

中国的面积与美国或欧洲差不多大,但可耕地面积只有人家的一半。其原因是中国拥有世界上的“第三极”——青藏高原。它决定了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一江春水向东流”;它将东亚季风的作用限制于中国东部地区,导致了夏季雨热集中,年降水量从东南向西北递减。其北侧(河西走廊)则形成了常年的西风带,使得西北地区的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并造就了其东侧的黄土高原。工业化以来,尽管人类拥有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却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淡水资源的多少,依然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发展规模的决定因素。

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中心逐渐向南迁移。其根本原因,是北方的降水量限制了该地区的农作物产量,从而限制了北部中国的人口规模。青藏高原和西部地区严酷的自然环境,则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口,长期限制在极低的数量级上。明清以后,由于美洲高产作物(玉米、薯类)的引入,中国东部的人口迅速增加,很快超过了国土的承载力。辽宁曾经是一个森林密集,水草丰富的地区。清朝开禁以后,大量中原移民流入东北,至今不过一百多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现代产业的发展,目前辽宁已经是河川断流,风沙遍地,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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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所以一开始要扯这么远,是因为历史上我们许多搞规划的同志无视以上这些基本常识。以至于一搞三线建设,就敢在缺煤少矿、氧气稀薄的西宁搞什么“五七”钢厂;一说开发西部,就踌躇满志地要把新疆变成中国的加里福尼亚;一提南水北调,就想引雅鲁藏布江之水把河西走廊变成鱼米之乡。在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即使违反经济地理常识,很多建设规划短期内都能够“大见成效”,但长远代价却留给了子孙后代。由于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已经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供挥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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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定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基本因素

首先是前面所说的经济地理因素。幅员的辽阔和人口的密集,使得中国东部很多地区,都有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和产业群体。沿青藏高原东侧的横断山脉,经秦岭、太行山、燕山、辽西山地到大兴安岭可以划一道线。此线以东,除云贵高原外,大都是适合工农业发展的平原地区,产业选择的余地很大。山地和丘陵构成了天然的市场边界,河川则成为区域市场之间的自然纽带。此线以西,除大河流域附近的少数地区,只适合畜牧业的发展。尽管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城市位置和人口规模的选择余地却很小。环境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禀赋上的差别,不仅决定了不同地区城市人口密度和区域市场规模上的差异,而且强化了各个地区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中国历史上多次的人口向南迁移,使江南地区集聚了深厚的华夏文明遗存。其中包括细作农业技术、精湛的手工艺技能和勤俭、执着的经商传统。近代以来,西方入侵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影响(例如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以及前述人口增长引发的闽粤百姓“下南洋”等;对于今天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广东、福建两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传统计划体制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为中国东北和中部地区奠定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基础。时期的三线建设,则为中西部省份今天的工业发展,创造了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条件。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今天我国区域经济的基本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分级包干”,放松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制,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特别是加入了WTO以后,东部地区的经济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国际大循环”,进一步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另一方面,“包产到户”大大提高了农业的效率,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大量中西部的农村青年,源源不断地流入东部地区的沿海城市“打工”,使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低成本优势得以长期保持,延缓了出口加工业向内陆地区的“梯度转移”。因此,中国已经从产业非均衡(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区域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

四、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的趋势和特点

上述区域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能够很快地发生变化,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与中国面积差不多大小的欧洲,从工业革命算起已经200多年,也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地区(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我国的情况则更为特殊。西北部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不适合人类密集居住,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东南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现展机遇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些因素都不会因为中央财政的地区性转移支付政策,以及中央政府承担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责任,而发生任何实质上的改变。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外向型发展战略不变的前提下,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格局,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在东部沿海地区,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跨行政区的、具有很多“增长极”的城市带(圈)。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其“龙头”是香港,四周有深圳、广州、佛山、南海、东莞等“增长极”。又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其“龙头”是上海,周围有宁波、杭州、苏州、无锡、常州等“增长极”。这些地区的主要特征是:在“国际大循环”的带动下,出现了一批以市场为纽带、上下游一体化、技术联系紧密的城市产业群体,吸收了大量的国内外资金,以及各种水平的外来劳动力。它们的产品销售网络和原材料、劳动力供应链,一直延伸到中西部地区和海外。这些地区现代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迅速提高了本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么幸运。由于经济地理、历史和现实因素的限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增长极”性质的城市,例如福建的厦门、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例如海尔、长虹等。但它们的带动作用一般仅限于省内。一些原材料大省,例如黑龙江和山西,或者由于中央政策方面的原因,或者因为地区内部管理混乱,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计划体制及三线建设时期的明星城市,例如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西安、成都、武汉、重庆等,由于中央直属企业多,历史遗留问题重,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虽然与过去相比,经济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沿海城市的差距,在短期内还难以缩小。

五、区域经济布局问题上的几种不同思路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不要讨论区域经济的布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区域经济的布局问题可以在市场发育中自然解决。反对的意见则指出:市场机制是在一定的政治、法律框架下发挥作用的。如果政治、法律框架本身存在问题,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珠江三角洲已经建成了五大国际机场;而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只需要一到两个国际机场。同样的故事目前在长江三角洲继续重演。因此,讨论区域经济布局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扫除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障碍,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规划,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和浪费。

在具体的区域经济规划问题上,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一些同志认为,只有依靠各级地方政府,区域经济规划才能落到实处。因此,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各级地方政府做经济发展规划上。反对的意见则认为,区域经济的范围是由经济地理、历史和市场等因素决定的,行政区划则主要由政治、法律因素决定;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二者的边界并不一致。例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都包括三个以上的行政区域。区域经济规划的重点,不是代替地方政府做规划,而是将地方政府的规划纳入中央宏观调控的视野之中;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避免各自规划中以邻为壑的做法,建立起跨行政区的利益协调机制,以便在长期发展中做到“荣誉共享,利益均沾”。

在讨论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时,重要的分歧出现在区域经济的范围问题上。例如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它们与周边地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界限。一种意见认为区域经济的范围划得宽一点为好,可以更好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免得将周边地区的一些城市“边缘化”。反对的意见则认为开始时还是划得窄一些为好,可以重点解决那些已经形成了紧密经济联系的城市之间的矛盾,形成明确的地区发展战略,有利于该地区“增长极”的成长。在全球化条件下,市场本身没有边界。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是历史上客观形成的。不存在谁被“边缘化”的问题。周边地区城市只要扬长避短、主动服务、甘当配角,就可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

六、以环境生态为基础的区域人口流动战略

本届政府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新发展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标准是什么?政府如何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在政治领导人心中,地区发展差距不仅体现在标志性的市容风貌上,而且也体现为经济总量上的差别。东部一个县级市的GDP总量,就相当于西部一个省(自治区)。从总量角度考虑缩小地区差距问题,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大大超过东部地区。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对各地区的居民来说,地区发展不平衡则主要体现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上。这主要取决于人均GDP上的差距。从人均角度考虑问题,则缩小地区差距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逐步增大西部地区的GDP总量,二是适当减少西部地区的人口,拼速度就不是必要条件了。问题是究竟该用哪个标准呢?其实这和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类似,只能以人均GDP作为标准。

可能有人会说,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本来就大大低于东部地区,怎么可以继续减少西部地区的人口呢?这就牵涉到一个人居环境的生态科学问题。根据1997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会议的结论,干旱区(降水量与蒸发量之比0.05~0.25)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应超过7人,半干旱区(降水量与蒸发量之比为0.25~0.45)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应超过20人。按此标准,我国西部很多地区的人口都已大大超过了该地区的环境承载量。很多同志只考虑西部有大量闲置的土地,以为只要引来水或利用地下水就可以再造亿万顷良田。但建国以来的多次西部移民实验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是西部一些重要的科研、矿业基地,也因为忽视了生态问题而难以为继。

当然,像三峡工程那样的移民国家是搞不起的,也不符合一般的人口迁徙规律。一般条件下的移民规律不是举家迁徙,而是家中的年轻人从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流动,从农村区域向城市区域流动。东部地区的人均耕地确实很少,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更多的工作机会将出现在东部的城市里。为了鼓励上述人口流动,国家应当承担起西部地区农村的普及义务教育责任,扫除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定居的障碍,为少数民族青年保持传统的文化、习惯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了西部资源的开发,也需要高素质人口的逆向流动,但要控制其规模小于西部流出的人口。因此,西部资源开发要采取劳动节约型技术,防止因技术落后导致的低素质劳动力向西部地区逆向流动。

七、正确选择现代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农业过熟,城市化不足,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老问题。那时的政策毛病出在历朝、历代皇帝的“重本抑末”上。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人再反对发展工商业了,但是在如何选择城市化道路问题上,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些人希望中国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大都市病”,设计出一条“离土不离乡”、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在中国层层承包的非集中化改革过程中,这种思路在乡镇基层干部中有广泛的市场。但是,这种思路不符合西方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也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所否定。“包产到户”后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毫不犹豫地流入东部大城市去找工作,完全不理会乡村学者们“离土不离乡”的“理性”呼唤。

中国是一个人均耕地不足的国家,城市化又不可能不占用耕地,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少占用。根据中小城市战略家们设计的标准,一个乡镇的城区规划面积为2至9平方公里。中国有5万左右个乡镇,如果其中的一半变成中小城镇,则至少要占用一个江苏省那么大面积的耕地。主张采取“都市化”发展战略的学者指出:只有大城市产生的聚集效应,才有可能减少耕地的占用。因地制宜、规划得当的都市化方案,至少比中小城镇方案节约一半左右的耕地。此外,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与乡村学者的设想也不一样。工业废料和生活垃圾并不因城市规模小而少产生。大城市虽然污染集中,但由于污染治理设施同样存在规模经济问题,治理起来反而具有明显的优势。

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生产的集约化。这一点决定了城市化的方向。中小城镇方案满足不了生产集约化的要求。只有大城市才能产生现代产业发展所必须的集聚效应,带动整个产业链以至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市化并不是要消灭中小城镇,而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帮助各个地区的“增长极”成长为大城市,并用快速交通线将大、中、小城市连接起来,形成联系紧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和城市带。要防止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大城市病,根本出路是在城市带的规划中,明确城市间的分工,同时对大城市实行功能分区。如果能在珠三角、长三角、成渝等地区形成若干个城市带或城市圈,聚集全国1/3左右的人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好办了。

八、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政策问题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曾经是中国最肥沃的农业主产区。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这里的耕地面积迅速减少,粮食也要依靠其他地区进口。尽管中央政府多次颁布保护基本农田的严厉措施,实际上也收效甚微。在一亩地种粮的年收益不过几百元,转为商业用地价值高达数十万元的情况下,政府行政命令的作用十分有限。况且,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完全禁止占用耕地是不可能的。因此,正确的做法是由中央政府出面,召集有关的省、市领导,成立经济区规划协调办公室,在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整个三角洲进行全面的城市规划,协调省、市间的利益冲突,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这样才有可能减少城市基础设施上的重复建设,尽可能少占用宝贵的耕地。

在城市化占用耕地过程中,一定要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使他们得以顺利地融入城市生活。在我国目前法律框架下,农村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国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征用,但过去规定的补偿标准太低了。但什么是合理的补偿标准,应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提供基本相同的居住条件,二是提供职业转换过程中所需的各种费用。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对农民利益的侵犯。有一种观点要求区分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商业用地,公用占地适用上述办法,商业用地让开发商与农民直接谈判,以便使农民得到更充分的补偿。但实际上,不仅土地性质的划分存在技术上的困难,而且由于二者信息上的不对称,以及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农民的利益更得不到保证。

土地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资源。在土地定价问题上,要防止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为了吸引外资,很多地区采取“零地价”的方式相互竞争。二是由于投机因素的存在,一些沿海城市的地价炒得过高。对于实行零地价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必须检查它们是否在征地时给了农民合理的补偿,禁止用侵犯农民利益的办法来招商引资。对投机因素过高的城市,要重视“影子价格”的作用。例如沿海很多城市的土地价格炒到了每亩几十万元,而当地填海造地的价格却不到10万元。完全可以多搞一些填海造地,尽可能少占用宝贵的农田。此外,在经济区的统一规划中,也会发生行政区域之间的利益矛盾,例如火电厂、污水处理厂的选址等,也需要根据经济原则,给予受损害方必要的经济补偿。

九、中央政府在区域经济布局合理化上的责任

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特征明显的大国,又是一个区域之间相互依赖的整体。因此,无论从跨行政区的利益协调角度,还是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角度,中央政府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能简单地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的事情。黄河流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也是一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流。上游修了阶梯状的水库以后,下游地区虽然避免了水灾,却又因黄河断流而饱受干旱之苦。因此,如何在防范水灾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黄河水就需要中央政府来统一规划和协调。特别是要防止在黄河上游的生态脆弱地区,利用水库来扩充农业和人口规模。否则不仅影响下游省份的经济发展,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会因环境恶化而减速。

中国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使得中国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就面临西方后工业社会才遇到的种种问题。为了缓解中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除了更多地采取国际大循环的方式来利用国外资源外,更重要的是合理利用本国现有的资源。根据以上的分析,考虑中国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整体发展的需要,就必须采取地区非均衡的发展战略,鼓励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根据江河流域特点进行国土规划和整治。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央政府明确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人的生存离不开淡水,中国最缺的就是淡水。14个沿海开放城市9个严重缺水。能不能在维持基本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将更多的淡水留在陆地上合理使用,可能是中央政府国土规划部门的首要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在批评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责任。例如既然将上海浦东机场定位为该地区的国际机场,苏锡常地区就没有必要再修新的国际机场,理应当将沪宁高速公路延伸至浦东机场。上海市如果不修,中央政府就应当命令它修,或者中央政府投资来修。再如首都钢铁厂的搬迁问题,不应让北京市去和各个省市谈判。根据国际上现代钢铁厂要建在深水港的原则,如果中央政府出面来协调选址,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的问题,也不是在省一级的层次能解决的。总之,区域经济的布局问题,无论是战略规划、利益协调还是组织实施,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忽视了这一点,整体发展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内容摘要:中国的经济地理特征和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决定区域经济格局的基本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从产业非均衡,转变为区域非均衡模式。由于人口流动因素的存在,区域不平衡格局还会进一步扩大。正确的战略选择,不是逆自然趋势而动,而是在淡水丰富的东部地区按照都市圈(带)的设想来推进城市化。因此,中央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上负有重要的协调、规划和组织实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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